習近平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就國際關係、中國外交問題公開發表了大量言論。通讀他公開發表的外交演講、外報文章、會見外國元首的記錄,能夠很自然地感受到其中濃厚的世界主義情懷。這種情懷,源自人類傳統而又超越傳統;這種情懷,是他演講的動人之處,也是他溝通中外的密鑰。
  習近平世界主義
  情懷的五個方面
  世界主義有兩個核心命題:一是將人類全體視作一個利益共同體;二是將世界中個體的人視作道德關懷的平等單元。習近平外交演講中的世界主義情懷,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其一,濃厚的世界整體主義和共同發展的思想。習近平說,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基於這種世界整體主義的意識,習近平繼承了鄧小平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判斷,認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時代潮流。“共贏”,是習近平演講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從2013年3月19日至2014年9月19日,共出現過127次。“共贏”的指向就是共同發展。習近平說,地球足夠大,容得下各國共同發展繁榮。反之,一些國家越來越富裕,另一些國家長期貧窮落後的局面是不可持續的。
  習近平指明瞭主權國家尤其是強國在實現共同發展這一願景中應承擔的義務。習近平說,“計利當計天下利”。在論及中美這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時,習近平倡議兩國關係要“既造福兩國,又兼濟天下”。2014年7月,習近平在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高度評價兩國“合力應對攸關人類前途命運的挑戰”,在展望未來時提議兩國應該“為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繁榮作出更大貢獻”。9月,在會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時,習近平再次論及,中美“對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繁榮都肩負重要責任”。超越中美利益建設中美關係,表明中國已經自覺擔負起維護和促進世界共同利益的責任。在多邊場合,習近平多次提議各國“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別國合理關切”,“每個國家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要積極促進其他各國共同發展”。2014年9月,習近平訪印時,提及中印關係“已遠遠超出雙邊範疇”,倡議雙方“從雙邊、地區、全球層面深化兩國合作”,努力“成為地區驅動發展快車,帶動地區各國共同發展”,並且表示,“兩國領導人,應該有這種歷史責任和擔當”。這表明他對於推動世界的共同發展,已經有了明確的責任意識。
  習近平還就中國將承擔的世界責任做出了相當明確的表述。擔任國家主席之初,習近平就在金磚國家媒體聯合採訪中表示:“中國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說,“中國夢是奉獻世界的夢”,“中國已經並將繼續盡己所能,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在韓國演講時,習近平說,“中國人民願意同各國人民在實現各自美好夢想的過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在中阿合作論壇上,習近平表示:“我們既要讓自己過得好,也要讓別人過得好。”
  在發展中國家發表演講時,習近平總會表示中國支持他國發展的善意。2013年6月,習近平在接受拉美三國媒體聯合書面採訪時表示,中國將“努力給世界帶來更多機遇”。2014年8月,習近平在蒙古談到,“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我們都歡迎”,並再次重申中國在開展對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時,將以義為先,在一些具體項目上照顧對方利益,體現了一個大國的世界主義風範和胸懷。
  把全體人類視作一個共同體的思想,是世界主義最核心的傳統。早在公元之前,“天下大同”、“世界大同”的思想就已經出現在東方的中國和西方的古希腊。“大同”思想的實質在於,它超越了民族、種族、宗教、地區的界線,要求人們的公域行動以人類全體的福祉為最高的考量標準,是真正的毫無偏見的平等主義。習近平的世界整體主義思想,是對“大同”思想的承繼;他的共同發展、幫助其他國家發展的承諾,是對“大同”思想的演繹和發展。
  其二,主權平等思想和不干涉內政原則。習近平屢次提及,各國和各國人民應該共同享受尊嚴;要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呼籲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主張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平等,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反對國際事務中的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在實際行動中,習近平也處處體現出他對大國和小國、強國和弱國、富國和窮國的一視同仁。作為一個大國元首,習近平訪問的國家,前所未有地廣泛。其中包括特拉尼達和多巴哥、斯裡蘭卡、馬爾代夫、坦桑尼亞、津巴布韋等小國、發展中國家,併在這些國家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倡導平等共處、歡迎對方更多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
  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原則,也正是康德和羅爾斯的世界主義傳統所奉行的原則。康德曾經提出,在共和國家之間建立主權平等的“國際聯盟”,是達成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徑。康德主張每個國家的主權均應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障,尤其提到人權問題不應當成為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合宜的方式應當是等待這個民族逐漸接受法治觀念併發展出為自己立法的能力,其他國家對此應抱有耐心。而干涉只能帶來更多的混亂和暴力。羅爾斯在《萬民法》中倡導的國際原則,也包括以上內容:“人民是自由和獨立的,並且其自由和獨立應當受到其他人民的尊重”、“人民將履行不干預的義務”。
  然而,主權獨立原則正在遭受全球化的挑戰。在國家間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的今天,主權國家政策的溢出效應、全球有序治理的要求迫使人們反思主權獨立原則是否與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現實相衝突。對此,習近平以區分主權事務和國際共同事務的方式回應了全球治理的要求。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習近平提出,中國和中亞國家要“在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安全穩定等重大核心利益問題上堅定相互支持”,在合力打擊“三股勢力”、販毒、跨國有組織犯罪等議題上深化合作,點明瞭在主權事務上尊重自主決定,在共同事務上積極合作的原則。習近平主張,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網絡安全、重大自然災害等全球性問題上,主權國家要“堅持同舟共濟、權責共擔”。而上文“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別國合理關切”的倡議,可作為各國制定有溢出效應的政策——如外交、外貿、貨幣政策等時的原則。
  其三,文明平等與融合的思想。習近平是文化上的多元論者,認同文明多樣性,主張文明平等和文明間的對話、交流、互鑒。習近平說,不同民族、不同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間應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主張推動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諧共處,通過文明交流互鑒增進各國人民友誼、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維護世界和平。習近平堅信只要秉持包容精神,文明間就能夠和諧共處,相互促進。他以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間的交流和相互影響為例,表明文明的互動與借鑒是推動世界發展的動力。習近平表示,“中國將始終做一個虛心學習的國家”,體現了一個大國的開放、自信而非自負的胸懷。
  習近平本人也是文化上的世界主義者。在演講中,他總是能恰到好處地引用東道國著名詩人、文學家或政治家的名言或民間諺語、歌詞,最後總是使用東道國語言表示感謝。這表現出他對各種文明的開放和擁抱的態度。有人說,“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就意味著帶有各種文化的印記,受過各種文化的影響”,習近平可謂當之無愧。
  習近平註重通過文化交流建設國家間友好的民意基礎,他曾經七次在不同的場合講,“國之交在於民相親”。為此,習近平不遺餘力地推動不同文明間的人員往來尤其是青年交流。在很多演講的後半部分,都有增加互派留學人員、提供政府獎學金、開展夏令營活動、鼓勵各類人才交流互訪的內容。
  其四,聚同化異的民族夢表述,體現了世界主義的終極關懷。世界主義以個體的人為終極關懷目標,認為個體的人在人類共同體中理應享有平等地位,“否認特定文化群體的成員身份是個人在這個世界取得成功並獲得幸福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一方面體現了世界主義的平等思想和悲憫情懷,另一方面卻也給富國人民帶來對於不確定的國際道義責任的焦慮,強化了世界主義與人類自發的民族情感之間的衝突,導致世界主義應者寥寥。
  未能明確如何將世界主義的道德關懷落實到個人,一直是世界主義面臨的邏輯困境之一。康德曾經從移民權的角度落實“世界公民權利”,然而絕對的移民自由在一個貧富懸殊的世界顯然是不現實的。羅爾斯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以一個政府有義務控制人口規模,維持良好環境為由,否定移民權。這個否定實質上承認了世界之愛與民族之愛間的衝突。
  習近平為這一邏輯困境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即將道德關懷的終極目標落實到人民,同時倡導和贊揚不同民族間個體的人之間的互愛互助。通過承繼世界主義的平等原則和悲憫情懷,謳歌人類之愛。習近平打通了民族之愛與世界之愛,讓後者成為前者的延伸和升華。
  習近平世界主義式的終極關懷體現在他的一系列民族夢表述之中。 “美國夢”、“韓國夢”、“非洲夢”、“馬欣達願景”、“傑出印度”??,它們是各民族的夢,又是息息相通的夢。習近平希望“各國人民都能夠共享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成果”,要求國際合作落實到讓“人民得到更多實惠”。在習近平主持下,公路、鐵路、橋梁、機場、熱電廠、工業園、油氣管道等中外合作民生項目的推進已成為本屆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大亮點,中國正在以行動將中國人民的福祉和各國人民的福祉結合在一起。在同發展中國家開展合作時,習近平特別註重尊重對方人民的發展意願,註重增強對方自身的發展能力。“非洲人才計劃”項目、“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國際司法交流合作培訓基地”的設立、阿拉伯人才計劃的推進、幫助和支持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等等,均基於“授人以漁”的理念。
  將道德關懷的終極目標落實到“人民”,追求“各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既體現了世界主義“人人均應享有美好生活”的理念,又謹守了主權的邊界。
  當然,習近平並不將道德關懷的終極對象限於“人民”。在演講中,他經常提到不同民族的人民互愛互助的感人故事。犧牲在中國的蘇聯飛行員庫里申科和為他守靈的中國母子、在冼星海窮困潦倒之際接納他的拜卡達莫夫、每年兩次為中國病人獻出“熊貓血”的魯斯蘭、在南京大屠殺中為二十多萬中國人提供庇護所的拉貝、在抗日戰爭中來中國救死扶傷的白求恩和柯棣華、在山東幫助當地農民和貧困學生的諾博和漢斯、半個世紀千里尋親的瓦蓮金娜家人、把阿拉伯飲食文化帶到中國也把根扎在了中國的穆罕奈德,以及那些數不勝數的在災害面前守望相助的國際友人,無不表明超越種族、民族界線的人類之愛的可能與偉大!
  其五,僅限於保留防禦權的和平主義思想。習近平說,“中國將始終做一個維護和平的國家”。面對外界對中國軍費增長的猜疑,習近平表態,“中國始終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不搞軍備競賽,不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
  2013年6月30日,在國際社會對中日釣魚島紛爭擔憂日重的時刻,習近平說,“熱衷於使用武力,不是強大的表現,而是道義貧乏、理念蒼白的表現”,向國際社會傳達了中國決不會率先動武的信息,給日本戴上了一個國際道義的緊箍咒,給焦慮的國際輿論服下了一帖清涼藥。同年9月,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再次申明牢記歷史的目的不是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鑒,珍愛和平,並表達了中日兩國世代友好、各國人民永享太平的美好願望,以寬容的胸懷錶達了中國人民對和平的摯愛!
  習近平強烈批判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邏輯:“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習近平指出,“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安全威脅,單打獨鬥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體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選擇”。他為此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倡導和踐行多邊主義,發揮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等國際組織的作用。以使地球村“成為共謀發展的大舞臺,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競技場”。
  習近平關於發揮國際組織作用、實現共同安全的思想,關於僅限於保留防禦性力量的和平主義思想,與世界主義的觀點是相當一致的。康德曾論述,世界的和平應當由一個民族國家的聯盟來保障,追求和平是進行戰爭的唯一正義的理由,並且一國無權因為“感到威脅”而發起進攻,可見康德同樣認為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是非正義的。羅爾斯“萬民法”原則的第五條也論述“人民擁有自衛的權利,但除了自衛之外,沒有挑起戰爭的任何權利”。
  將守衛世界和平的期待寄予國際組織,反對干涉他國內政,並不意味著中國消極等待和平。習近平曾表示,“中國將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地區事務”,“為妥善解決地區熱點問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表明中國願意做世界和平的積極行動者,體現了和平主義與世界整體主義思想的對接。
  習近平世界主義
  情懷的重大意義
  世界主義在西方源自古典而成於近世,然未及流芳。個中原因既有其自身內在的邏輯困境,也有歷史、現實的種種無奈和障礙,如聯合國在國際衝突處理中的力不從心、“9·11”之後進攻性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舞臺的主宰、富國對過重的國際負擔的戒備、窮國對主權受侵的擔憂等等。習近平的世界主義思想,一方面理順了世界主義與多民族並存的政治現實之間的關係,破解了世界主義的內在邏輯困境,另一方面將理想主義、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理念重新拉回國際舞臺,為世界的未來走向提供了一個美好的選項。
  對中國來說,習近平向世界傳達了一種嶄新的中國聲音。世界主義是一個屬於世界的夢想。習近平引用中國經典在中華文明與這個夢想之間做了一系列非常契合的對接——他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強不執弱,富不侮貧”說明中國不會“國強必霸”;用“以和為貴”、“與人為善”表明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道路;用“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說明文明多樣性的必然;用“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說明多元文明共存的美好;用“大邦者下流”表達中國海納百川的胸懷;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表明中國希望他國繁榮安定的立場;用“兼愛非攻”表達對戰爭的譴責;用“化干戈為玉帛”表達以政治途徑解決爭端的良好願望等等。這種對接恰好表明瞭中國人民的願望與世界各國人民的願望異曲同工,中國人民的福祉與世界人民的福祉息息相通。
  三十多年來,中國埋頭於國內的建設和發展,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但在與世界進行文化交流方面,不足之處尚多,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習近平在國際舞臺上展現的世界主義情懷,無疑將改善世界對中國的印象,有助於中國在世界上獲得更多傾聽者,更多以心相交的朋友,從而提升中國軟實力。(本文來自《當代世界》2014年11月刊 作者系浙江外國語學院應琛)
編輯:SN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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